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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bruary 16 2010
憂鬱，不是重點
學學文創副董事長詹偉雄先生是我一向景仰的長輩，過去也有過幾次相遇的機緣。詹先生不久前發表了一篇標題為「憂鬱創業家」的文章，提到：
和上兩代比較起來，廿到卅五歲這一代可說是「憂鬱的世代」，他們從小在自由、寬裕的空氣中長大，早早明白「自己做決定」的重要性，問題是台灣的教育系統並沒有跟著時代改變，它的專長仍是「打造產業預備軍」、「研發考試技術」，對大學畢業生來說，這集體化的學校教育與個體化社會標舉的世界觀間之落差，便正好催生了「憂鬱」這種世代特徵。
我自己是「廿到卅五歲這一代」的上一代，自己創業十年，運氣算好還沒倒閉；但看了這篇文章之後，卻有點冒冷汗的感覺。
並不是說詹先生的推論不對；時代變遷的問題、教育體系的問題，確實都是這一代年輕人進退維谷的主因之一；但我的疑問是：
- 「憂鬱」兩個字能概括現在這個年輕世代面臨的問題嗎？
憂鬱只是結果，而不是原因；雖然前面引用的原文中，簡單推論了它的形成過程，基本上也沒錯，但要把這個結果涵蓋到整個世代上、並且用這一段來解釋創業的選擇如此貧乏，恐怕是將問題過度簡化、甚至浪漫化了一些：
從某個角度看來，咖啡館和小店因而是一種中介性的「救贖」，它們多半是「憂鬱者」所創，也大部分由「憂鬱者」消費所支持，他們在此等待著「事件」的出現，期待某一時刻裡「自我」得以湧現，在那一刻，你清楚地想做某一件事，而且感受到那一件事對整個生命的意義。
- 如果不憂鬱，這些年輕人就不必紛紛開咖啡館創業了嗎？難道年輕人創業除了咖啡館之外沒有其他選擇，只是因為憂鬱的問題？
讓我們大膽假設這一代年輕人都沒有憂鬱的問題，以這幾年他們成長之後離開學校的政治、經濟、國際局勢（也就是大人們常用來推責任用的「大環境」），他們就可以隨意發揮所長（如果他們有「所長」的話）、找到適才適所的工作、或是募集充裕的人力和資金，搞出一番偉大的事業嗎？
- 如果憂鬱是問題的話，那麼上兩代的人就真的如文中所說的這樣嗎？
（上兩代）認命地接受社會所派任的「角色」，全力以赴，即便中年或有那麼一絲迷惘，但社會給予其角色完成的評價與肯認，終使得他們仍能穩定自信地書寫自己的生命故事……。
說實在話，作為稍微年輕一點的中年，我是不這麼認為；或許我這個世代的人很多是這麼認命，但也有很多人是用創意、拼勁、學識、再加上運氣和環境開創出一番事業，如詹先生本人這樣。
但這兩代人就不憂鬱嗎？憂鬱的可多了，因為沒本錢或沒機緣只好從事勞力工作的、百般不願卻被派到大陸、甚至在大陸失了業回不來、在台灣一年放幾個月無薪假，那又該怎麼用「憂鬱世代」的理論去解釋呢？
其實，能開咖啡館的年輕人已經還算是有本錢、有本事、而且至少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麼的；那些沒有本錢、不會煮咖啡或開店的，才應該是大人們應該關心的問題所在。
對了，還有那些連開店都不敢想的中年人哩。
認真說來，詹先生文中所提到的問題其實有兩個層面：
- 年輕人除了開店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。
- 一堆年輕人只會開店，所以搞不出像鴻海或學學文創這樣的大生意。
如果從源頭方向，想找出眾多可能的理由之一，那麼年輕世代的成長環境、社會給予他們太過自由寬裕的空氣（有嗎？），因而造成他們的「憂鬱」，也許是原因之一；聽起來就像「涼宮春日的憂鬱」一樣浪漫，一群憂鬱的人坐在憂鬱的人開的咖啡館裡頭一起搞憂鬱，多麼秋意盎然、落英繽紛，互相取暖、一起腐爛的景象啊。
然而與其說憂鬱，我寧可用不那麼浪漫的「焦慮」兩個字；而且不只是年輕人焦慮，他們的父母也焦慮、父母的父母還是焦慮。詹先生文中說：
這世代的年輕人則不同，社會已經擺明了「你應該成為你自己———那個獨一無二又特別的人」，問題是「那個特別的『自我』是什麼？」而「我們又如何感受到『自我』的召喚」，如果「『自我』遲遲不現身，那該怎麼辦？」
我認為這個說法只對了一半。知道自我是什麼的年輕人很多，但問題是「知道了又怎麼樣？」整個社會氣氛、產業結構、創業環境，多半只對有名氣會畫餅的人友善，對於有實力沒背景的人並不友善。不信邪？明天去找創投或銀行說「我有世界一流的創業點子需要資金；請借我五千萬，等股票上市加倍奉還」試試看。
如果詹先生說的教育體系「打造產業預備軍」、「研發考試技術」問題沒有改善，創業環境沒有改善，年輕人上一代中年人的結構性失業問題沒有改善，對於未來不安的全民焦慮沒有改善，那麼年輕人憂鬱一下湊個一百萬去開咖啡廳、搞搞草根文創事業，不是已經算是很有志氣了嗎？
至於搞不出鴻海或學學那樣的大事業，那更不是憂鬱或自我認同的問題啦，而是資金、機緣、股票、還有無窮無盡的奮鬥和賢內助啊。
憂鬱根本就不是重點，我們又不是涼宮春日。
